为君者,为君之人,多表里不一。
此般表里不一,并非为何等坏事,一国之君,倘若真口中所言与手中所行一致,若非自身甚强至无懈可击,则诚恳多余,终为他人处处拿捏。
武后深知这一点,故而以言行一致相教于自己亲生之子,无论李哲、李旦,于武后仍在世时,皆善恶分明,说一不二,由此惹得诸多朝臣,以此对圣人生嫌隙,加之武后摄政,反显出两位新皇不够熟成、老辣,唯有多听命于太后,久而久之,“便当由太后主政”“哪怕只太后一人统管朝政亦得”之想法,即于朝堂广而为人暗中提及。
再后来,至武后遣兵三十万,围剿屠杀徐敬业与其所携“正义之师”,并将一代名相裴炎斩首之后,有“太后自当取圣人而代之”此番考量的一众朝臣,也不再藏掖心中所想,直接将其表露于人前。
若非此一众朝臣,想必之后武承嗣一出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之白石计策,也未尽得以行得通,而武后之帝业,亦未尽得以进行得那般顺利。
然总而言之,武后铺垫多年之预备,以及摄政多年于内外手段之凶悍,固然确使诸多朝臣心生畏惧,而最终使武后得成废唐称帝之举的,终是这帮忠诚的拥趸。
就同李旦在位之时,武后便不顾一切反对之声,执意要兴修万象神宫、天堂、通天浮屠,若非中书、尚书、门下三省以及礼
部、工部时时处处附和、响应,如何于短短三五年内便得以建成。
垂拱四年年末,造筑于洛阳的万象神宫得成,因早先便预计他日这一处新殿,将作朝堂而用,故而又称之为“明堂”。
明堂为平因开支过大,大肆使用国库支度,而于民间引起民愤,为平民愤且助长国威,明堂这处前所未有之建物,竟任万民随意进入,以便于民众行参览、朝拜。
与彼同时,武后为谋夺李唐社稷,欲翦除李唐宗室,为诸亲王、藩王察觉。
诸王深感不安,这才于武后暂时一心沉醉于未来将展于众人面前之至高功业——无论眼前这些已然造成之建物,还是诸王不知,却已在武后心中暗自萌芽的政见革新之时,举兵示反武后。
他一众只知武后沉醉眼下,而武后却确知此一众李唐亲王必反——李显事先知晓,李旦亦早时知晓,就连婉儿、怡莲都知晓,真实起兵一反的诸王却不知。
这便是武后得以轻而翦除诸王之缘由,知其人所为及欲为,其人却不知自己将行与欲行。
能达成这般境界的缘由,亦简易无比,只须一人或几人,周旋于诸王之间,将武后之“沉醉”无尽夸大,诉诸诸王耳中,则万事大吉。
此一人或几人之中,便有怡莲。
武后摄政期间,为无时不刻监察宗室与大臣,曾颁下懿旨,任何人均可告密。
此外,但凡其人归属于告密者一众,宗室、
朝臣皆不得私自审讯,而朝廷皆会向其众,提供专属之住宿、车马、饮食。
告密者中,无论贵族官宦,还是农夫樵人,武后皆亲自现身接见。
所告之密若契合武后所需,又与旨意相符,便可破格升官;而如若所告并非事实,亦不会被任何人或衙门问罪。
因由此举,告密者于疆土之内,四处蜂起,而之外之人,尤以所告之密相干者,则人人自危。
使人人自危的,并非告密一事,而是告密者得成后,己身将遭之对待。
朝中为武后拥趸之人中,偶有生性残忍,视人命为无物者,如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侯思止等人。
此一众,本就是以密告宗室与朝臣,而被武后授予掌管制狱官职之人。
因此无论密告内容是否属实,只要由他一众认定,则被告之人必将入狱,以保他一众之权位官职。
而被告者一旦被投入他一众所掌管之狱中,则将被使用各种酷刑审讯,以达成所告之密基本属实,且确凿无误。
如此一来,得以从出狱全身而退,苟活之人,百无一二,即便得以离开狱中,亦未尽仍得有一副健全躯体,再留于朝中为官。
官职空缺愈多,武后便得轻而易举将信奉于自己之人,安插入朝中,由此李唐之朝堂,渐渐化为武氏太后之朝堂。
据怡莲彼时极为有限之所知,因告密之风于朝内朝外日益兴起,为一众酷吏严刑拷打致死的人,日渐增
多,致朝堂内外“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诸朝臣更是于每回上朝前,都要同家人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