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让刘胜感到意外,甚至是感到‘有趣’‘有意思的’,是和郅都这封奏报形成鲜明对比,且立场截然相反的其余两封奏报。
——车骑将军郅都之后,自然就是作为‘副帅’的前将军程不识。
和郅都字里行间为自己辩解所不同,程不识的这封奏报就和他的为人一样,突出一个耿直、老实。
从车骑大军抵达马邑的第一天开始,郅都下达了什么命令、车骑大军奉令进行了怎样的调动,取得了怎样的成果、遭受了怎样的损失,都被程不识一五一十的写在了奏报之上。
写的有多详细?
一封奏报,郅都用的竹简四尺长,张诩三尺不到,程不识却是五尺长的竹简用了足足六卷!
且整篇奏报当中,完全见不到‘我认为’‘他这是’等主观视角的描述,有的只是史书般的冰冷叙述: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某下达了某某命令;某某奉令而行,做了某某事;某某所部大致杀伤敌军多少人,自身伤、亡各多少人。
就这么一番流水账记下来,程不识最后甚至还不忘做出汇总报告:马邑一战,车骑大军阵亡四千七百三十六人,伤残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七人。
而斩获,程不识则以‘目侧’为标准,给出了一个大致判断:匈奴白羊部、楼烦部折损皆过千,以致军心涣散;
折兰部折损至少在三千以上,以至于无力继续攻打马邑,无奈归营歇整。
另外,还有匈奴人向来习惯用于攻城、攻坚战的奴隶炮灰,也有至少三千人以上,很有可能达到五千人的损失。
其用词之谨慎、立场之中立,让刘胜的不由为之感叹:李广那二货要是有程不识的觉悟,也不至于落得个‘李广难封’的下场了。
总体而言,程不识这封奏报想要表达的意味,也还是很明显的。
如果说郅都那封奏报,是郅都在用话术为自己辩解、开脱,稍有些直言不讳的说自己‘有功无过’又或是‘功大于过’,那程不识这封奏报,就是颇具说服力的论述。
摆数据、摆事实,直接拿事实告诉刘胜:郅都所部的伤亡,并非是因为无能,而是不可避免的伤亡,且也换到了应该换到的东西。
而且,相较于郅都那‘我功大于过’‘我真的有功劳’的主观视角描述,刘胜还是更喜欢程不识这种委婉,同时又极具说服力的描述方式。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以上就是事情经过,俺不说谁对谁错、谁有功谁有过,数据和事实就摆在这里,陛下自己个儿判断吧?
不得不说,相较于李广那样无组织无纪律,空有一腔武力和‘飞将军’名号的无双名将,刘胜还是更喜欢程不识这种近乎机械化的按部就班。
不是刘胜小小年纪,就变成了保守循旧的老顽固,而是皇帝这个职业的特殊性,让刘胜本能的抗拒一些主观能动性过强,且往往无法带来好结果的臣下。
尤其是当这个臣下出生行伍,身为军方将帅,一举一动,便关乎成千上万将士存亡,乃至一场战争胜负的情况下,刘胜对程不识的喜爱之情,便愈发不受控制的膨胀起来。
言归正传:让刘胜感到有趣的,当然也并非是郅都、程不识师兄弟二人的差异。
无论是郅都的自辩,还是程不识委婉的为自己的师兄开脱,都属于绝对意义上的人之常情。
真正让刘胜感到有趣的,是飞狐都尉张诩那封奏报。
在那封奏报上,张诩说了些什么?
刘胜只能说:飞狐都尉张诩,真的是一个很纯粹的武人。
首先,在奏报的开篇阶段,张诩便历数郅都‘不在城外保留机动部队’‘不在守城过程中灵活运用计谋’‘不在战斗过程中有效振奋军心’等几宗罪;
近乎直言不讳的表达过‘郅都就是个垃圾,真不是我说,他真的不配做车骑将军’的意图之后,张诩便开始了正式的汇报。
——在抵达战场的第一时间,张诩便发现无论是城外的匈奴人,还是马邑城内的郅都所部车骑大军,都并没有占据那唯一一处高地。
于是,张诩几乎毫不迟疑的率军占领了那处高地,摆出了一副居高临下,随时可能从侧翼切入战场的架势。
这样的举动,无疑为马邑的郅都所部车骑大军大大缓解了守城压力,让匈奴人根本无法专心攻城,转而将更多注意力,甚至是过半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城外的飞狐大营。
原因很简单:马邑的郅都车骑大军再强大,也终究龟缩于城墙之内,几乎不可能冒着城门失守的风险出城;
但对于身经百战,尤其是充当过无数次边防救火队员,无数次和匈奴人打交道的飞狐都尉而言,从位于高地的大营倾巢而下,几乎是毫无难度的事。
匈奴人后来的战略选择,也有效证明了这一点:在马邑城外久功不下之后,匈奴人宁愿对上战斗经验极其丰富、战斗力极其强大的飞狐都尉,也不愿去欺负郅都麾下的关中少爷兵。
——即便只是夜袭,而且是一次彻底失败的夜袭,也同样能证明这一点。
而那场夜袭,也无疑是张诩这封奏报的高潮。
根据张诩的说辞,在马邑攻防战时不插手,是由于张诩认为:相较于射出的箭,无疑还是搭在拉满的弓弦之上,蓄势待发,却不知何时会射出的箭羽更能造成威慑。
仅凭这一点,以及实际上也确实分担了马邑的防守压力,张诩便为自己洗脱了‘袖手旁观,坐视马邑车骑大军死伤惨重’的指控。
而后,张诩笃定匈奴人不会善罢甘休,更绝不会在攻打马邑之后灰溜溜回到草原。
在一系列推演过后,张诩很简单便得出结论:在排除掉马邑这个打击目标之后,匈奴人仅剩的选择,便是自己所率领的飞狐都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