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皇帝是历史的无意识的推动者,李欗差不多应该也是,显然他们脑子里没有一套成体系的学问,也不可能说李欗和老皇帝是站在第二种私有制,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去做事的。
但是,他们的做法,也算是洞悉了大顺的经济基础。
故而,他们恐惧小农破产、恐惧兼并加速。
甚至于,李欗提出了要强制赎买、将地主的赎买金强制储蓄、强制投入到工矿业基建上,迫使他们转型。
但,这也意味着,李欗的想法,至少是摸着了大顺的真正问题。
包括说,大顺的实学激进派,均田、迁民,然后再发展工商业的思路,也是如此。
其思路,就是退一步、进两步。先迁民、垦殖,是为了将来杀起来方便,反抗的不强烈、以及创造内部市场壮大产业资产阶级的力量。
或者说:
欧洲的农业革命,是促成封建瓦解的基石,也使得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从农业起步的。
而大顺,是否有必要,让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农业起步呢?
17世纪欧洲农业革命对欧洲的意义,对大顺是否有意义呢?
论原始积累,大顺有世界一流的手工业,还有丝茶大黄瓷器黄铜漆器等等这些“特产”。
论亩产提升,17世纪欧洲农业革命,远不如18世纪华北两年三熟。
论劳动力,大顺真的不缺。
那么,为什么非要刻舟求剑、非要东施效颦?
为什么不看破表象,追究本质,理解第一种私有制和第二种私有制的矛盾,明白大顺即便要走资本主义,千万千万不要在农业上起步。反而,要尽可能在保护小农利益的情况下,把产业发展起来。
刘玉的疯狂对外扩张,支持老皇帝增加内部关税,是这个思路。
李欗的试图修路,赎买转型,农民迁徙解决中原的人地矛盾,还是这个思路。
实学派的均田、征税、移民,然后再发展工商业,先以垦殖扩大内部市场,在发展产业,仍旧是这个思路。
归根结底,一句话:
如何限制资本主义在农业的发展、如何保护资本主义在工业的发展,是大顺要转型的根本问题。
无形之手,在大顺,起的是反作用。
在这个可以被称作“封建晚期、前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私有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欧洲和大顺,其实都处在这个过渡期。
只不过,这个过渡期的表现不同。
在荷兰,这个商业资本主义的过渡期,体现在金融、放贷、航运、商业、投机。
在英国,体现在金融、航运、商业买卖、航海法下的三角贸易。
在大顺,则体现为资本向耕地流动,将耕地作为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投资——风险几乎为零,清中期很多士大夫就谈过这个问题,现实如此,傻子才不去投资土地呢。
荷兰的命运,是金融业摧毁了荷兰的实业。
英国的命运,是亚当·斯密所批判的“英国奉行的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通过强有力的国家管控、保护主义、政府补贴、殖民地掠夺、消灭竞争等手段,让曼彻斯特的纺织业发展起来了。
大顺的命运,现在还是未知的。刘玉只是走完了一半,击碎了英国的保护主义,夺取了三角贸易中“工业品生产者”的地位,圈禁了印度,拓展了北美,并在大顺产业急剧发展、很可能出现货币不足的时候,引爆了北美和澳洲的金银矿。
至于如何有技巧地完成对第一种私有制的“合法谋杀”,那就看后来人的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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