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居住的公寓,在哥本哈根港区的阿马林堡附近,与冬宫只隔一个街区。都城传统的老楼,布莱德街街面上一扇大门,最往里走院子深处的二层小楼。因为院子形式,我没有同一栋楼的邻居。每一天从窗户里看出去,其实也不太能够见到什么人来往。独居已久,渐渐也觉得失去表述欲望。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专业关系,我对彼时街面上流行什么音乐电影全无了解,只关心尼采笛卡尔与虚无主义。所以世人喜欢象牙塔,因为象牙塔安全简单,与俗世近乎脱节,于是一切痛苦都不是切肤之痛。一九年十一月,在心脏移植等待名单上等了三年之后,接到通知,找到了合适的遗体捐献者。先是接到医院的电话,告知我做好准备,大约小半个月后进行手术,一个星期后可以收拾东西去住院。再接下来就是邮件与信件书面通知。总觉得自己在这一时间点之前的一生,全数都是在等待这一刻。真正发生的时候,心里已经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情绪起伏。又或者我深居简出已久,对什么事情都无甚波澜。手术过程我不记得,当然,除却术前的麻醉针,和术后的恢复室。我听说在麻醉状态下,人常会失去绝对控制,有可能口不择言。我下决心不让自己出洋相,一定要保持体面,大约也是一种虚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事前给自己下了足够的心理暗示,总之在清醒过来之后,没有一句不体面的话,还能很平和地与麻醉科护士问答寒暄。后来独身一人在病房,浑身插满管子,挂着袋装止痛药,很想抬手摸一摸自己的心脏位置,可是左手是输液针,右手心电监护,只能默默感觉自己胸腔里怪异的感觉,怔怔想,这是另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的心脏,我应该感觉陌生,应该有某种程度的排异反应,可是缝合处的隐痛与创伤的怪异感淹没了一切其他感官。病床上躺了两个星期,换纱布,拔管,拆线,最后留下心口上冗长一道粉红色的新鲜伤疤。时间再长一些,颜色会淡化褪去,最终只留下一道弯曲的细线。我被告知可以出院,最开始一个星期需回一次病区,出了观察期,需三个月复查一次,如有排异反应,可能要抽取术后积液。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或者是在身体抵抗力微弱时产生的交叉感染,如非必要情况,否则一段时间内,最好不要出门。父亲建议我雇佣一名护工,不需有任何接触,只要替我送信以及运送食材即可。刚开始对这一建议多有抵触,再后来自己挣扎着去了一趟超市。彼时哥本哈根已经临近圣诞,旧城石板街上落满白霜。早晨八点,冬天的那个时候,天色往往没有亮。水汽顺着公寓窗玻璃淌下来,给城市本身睡意惺忪的灰色加上一重幽蓝滤镜。从我的公寓楼门口走到主街上,需经过整座碎石板铺就的院子。我整个人裹在厚重毛衣与围巾中,看不清脚下的路,滑了一跤,重重摔倒在地上。第一反应,觉得心脏缺氧,再余下的几天都觉得走路不便,一瘸一拐。那个男人,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我以为是父亲不放心我独居养病,执意雇佣的兼职学生。但我们父子向来少沟通,我不曾与他确认。那个人出现的那一天,下了那年冬天第一场雪。我在客厅窗前看书,窗外屋脊上有粉霜一样的积雪。灰蓝色屋脊上的烟囱里缓缓漫出白烟,映在幽暗天空下,像一匹一匹柔皱了的锦缎。我的院子多数是工作室,真正的住家少有。若非工作时间,往来的人向来都少。一听到有脚步声,即刻条件反射地抬起头。院子里有人。从我这个角度,只能看见黑色长靴踏在霜冻的石砖地上。那人看上去很高,一身墨蓝色的呢大衣,衣领敞开,行走时自有种难以描摹的潇洒,像书中的巫师袍。衬衣,针织衫,格纹围巾,大约是因为天冷,戴着暗色花呢的报童帽。帽舌挡住了面容,只能叫我窥见结成一束的黑色卷发。手上提着什么包裹的样子。这个年代,原来还有人穿成这样的装束。像安徒生笔下的人物,说是从书中走出来我也相信。天上下起雪霰,纷纷扬扬,那陌生的男人就在此刻抬头,恰巧与我对视。我悚然一惊,闪身回窗内。那个人的眼睛,是与港区雪夜一样,浓重得化不开的银灰色。有人敲门。是那个穿着老式的年轻人。我这才看清他的脸。这个人绝不会比我大很多的样子,满头蜷曲的黑色长发,有散乱在外的丝丝缕缕被雪霰打湿,如此一来更显得像大学兄弟会里的男生。高鼻深目,雕塑一样的五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