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晚上,我头昏脑胀地躺在床上,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或许是暖气太足了吧,空气干燥得能撕裂你的肺叶。
关于陈瑶的事,我又去找过胖辅导员,问他们院里准备怎么处理。
她似是吓了一跳,瞪着牛眼问什么“怎么处理”。
是的,她说这个事真假都不知道,处理个啥啊,就算是真的,没发生在学校,也不归学校管,最后她支支吾吾地说,具体怎么处理还得看当事人。
我问这是她的意见还是院里的意见,她恼怒地把我赶了出去。
当晚胖子又打来电话,安慰我说不管怎么处理有陈瑶她妈在,让我放宽心,别瞎搞,除了操她母亲我还能说点什么呢。
然而,这已是我所能做的全部。
至于大波,我不晓得他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二十七号中午正卧床上发愣时,差点被他一拳捶得蹦起来。
他就这么推门而入,气喘吁吁地甩着狗毛,喊我吃饭去。
尽管一再表示吃过了,还是给硬生生地从上铺拽了下来。
当即我就红了脸,要不是宿舍还有人,妥妥一肘子就抡过去了。
以上反应当然是一种心虚的表现,直到楼道口的冷风扑面而来,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两秒钟后,我指指鞋带,冲大波笑了笑。
他这才松开我,说:“笑你妈呢。”
一路上这货都板着脸,他问我咋关机了,我说手机没电了吧,他说没电就充电,我没说话,因为实在无话可说。
一顿饭吃了三四个钟头,先是白的,再是啤的,后来又换成了白的,我觉得自己从没喝过那么多酒,连号称千杯不醉的大波都一抽一抽地夸我真是太他妈能喝了。
除了扼紧喉咙强压下那股子喷薄欲出的冲动,我还能做点什么呢?
起初大波没什么话,后来就逼逼叨叨起来,贝克汉姆、波诺、迪伦的新专辑、平安夜的演出、甚至莲蓬鬼话的左央事件,这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萦绕周遭、四下穿梭,令人头晕目眩。
就这间隙,他冷不丁地问我有没有再见到陈瑶,别无选择,我立马起身,跌跌撞撞地冲进了卫生间。
再出来时,大波说我这个人心思重、城府深,啥都憋着。
说这话时,他瘫在椅子上,惨白灯光下的烟圈像鱼吐出的泡泡。
我努力撑着脑袋,搅和着碗里坨掉的面,没吭声。
“女人嘛,”他大着舌头,咕咕哝哝的,“他妈的……还没点伤心事儿?”
话音未落,这根僵硬的棍子便一个后仰翻了下去,桌面都险些被掀掉。
我想扶他起来,不想腿一软扑到了地上。
地面油腻,但是凉爽,我把脸死死贴了上去。
这让我的朋友大笑起来,边咳嗽边笑。
伙计跑来时,他翻个身,哼起歌来,我从未听过的调子,哆哆嗦嗦的,却婉转悠扬。
扒了木推瓜的一首歌后,二十八号上午我买了张去哈尔滨的火车票,到漠河已是三十号傍晚。
出了站,冰天雪地,乌漆麻黑的,只能就近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直接搭车去了北红村,倒不是对这里多了解,而是不管去哪儿对我来说没啥区别。
村子很小,几十户人家,辗转几次后,我住到了村东头的一个农户家里,房后就是冻结的黑龙江。
他家有俩客房,四个大炕,按老头的说法,是村里住宿条件最好的。
可惜我睡不惯火炕,前半夜热得要命,后半夜冻得要死。
这一呆就是四天,第一天还能勉强看到星斗,第二天下午就飘起了雪,而温度实在是低,我这从不怕冷的体质到户外就跟没穿衣服一样。
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守在火炉旁发呆,连老板娘都看不下去,劝我既然来了就四下转转。
老头更是离谱,说村里没啥玩的,不如去哪哪哪,刚建了个什么地质公园,话没说完就被女的一眼瞪了回去。
这家是翁媳俩,带两个学龄孩童,儿子在哈尔滨打工,老太婆倒是没见到。
在女主人找来一件军大衣后,我只能到江上溜了两圈儿,还跟老头钓过一次鱼,光凿冰就花了一个钟头,结果屁都没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