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见到陈瑶时,她在羽绒夹克外套上了那件斑纹状的羊绒大衣,恰如之前她所预言的那样,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匹雪原上的斑马。
这匹斑马慢条斯理地走在铅灰色的人流中,隔老远就绷着小脸冲我挥了挥手。
羊绒大衣是今年六月份我送给陈瑶的生日礼物,在百货大楼的反季店淘的,土耳其货,没吊牌,按理说四百多也不便宜,结果被她嫌弃了小半个月,说皱巴巴、脏分兮的,不知被多少人穿过了。
饭间她问我咋样,我说挺漂亮啊,她的回应是一声冷哼。
那天炒饭有点咸,我不得不在刷了一份水饺后又刷了两碗蛋花汤,再回到桌边时,她旁敲侧击地问起了母亲的生日,我只能假装听不懂。
其实母亲上次到平阳来的第二天就是她的生日,我曾犹豫着要不要打个电话,到底还是放弃了。
对我的冷淡态度,陈瑶只是翻了个白眼,很快又吐槽起纳什的罚球动作来,她话很多,兴高采烈、叽叽喳喳的,谈平安夜的演出,谈室友的八卦,谈某位男老师怎么变态,脸蛋在氤氲的热气中似融化的胭脂般越发红润。
打食堂出来,太阳总算射穿了那抹浓痰,抬头竟有些刺眼。
陈瑶说她去洗个澡,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说我眼光还行,夏天看着廉价,怎么放放再穿就有气质多了。
这么说着,她甩甩衣袖,径直跳下了台阶。
我团团手里的餐巾纸,朝她投了一记,没中。
不等弯腰去捡,纸团便在突然而至的风中翻滚起来,扭头去看时,早已不知去向。
而食堂的排风扇制造出巨大的轰鸣,打雷般在耳畔经久不息。
雪还是在平安夜落了下来,即便没有五十年一遇,也小不到哪儿去。
从洋铁皮棚下的小饭店出来时,天地间已是苍茫一片。
街上张灯结彩,却没几个人,我漫无目的地溜达一阵,最后蹲酒吧门口抽了一根烟。
校园里更是冷清,直到经过西操场才陆续碰到几对打情骂俏的情侣,远处的大舞台在絮状的遮天巨幕下灯火朦胧,似一阵风就能吹灭。
有人在唱伍佰的歌,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什么的,听起来很傻,但寒冷中的人群很兴奋,于风雪的裹挟下尖叫频频。
不知道是哪几个院系在搞晚会,也不记得大波说的是东操场还是西操场,在篮球架下呆立片刻后,我摇摇晃晃地拐进小树林,没再回头。
贝斯还在深山老林里——也许是回来了我不知道,总之几年来第一次乐队在平安夜没有演出,大波一早就邀请我和陈瑶给他的学生们助助兴,在陈瑶敲定工作餐规格后,我也只能勉为其难地应允。
只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不清楚他有没有打电话来,至少我没听到,可能是小饭店太嘈杂,也可能是我耳朵出了什么毛病吧。
不开玩笑,我能清晰地捕捉到落雪的沙沙声,像成千上万条毛毛虫爬过你的耳廓,隐秘,又过于响亮,乃至让人浑身发痒。
一路上彩灯闪烁,松柏和白桦在昏暗的路灯下四仰八叉,我跪下呕了好几次,什么都没吐出来。
举报信不长,拢共四五百字,我却看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等回过神来,人已在宿舍楼下。
胖辅导员的薄嘴唇还在眼前不停地蠕动,印象中她给我接了一杯水,拉了把椅子,甚至亲自把我送出了办公楼。
我听不清她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门口有俩女生在打羽毛球,嘻嘻哈哈的,我们出来时,羽毛球直冲胖子而来,她撇开脑袋惊讶地“啊”了一声,险些一屁股坐到地上。
帖子说从03年至今,以她母亲的工作和父亲的刑期相要挟,陈建国奸污了陈瑶数十次,“手段粗暴残忍、丧心病狂”,至于时间、地点之类的细节,完全没有提及,除了04年5月6日的一次。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列举,大意为:04年5月6日下午两点,在陈建国指示下,我被他的秘书唐小军强行送往他位于城北龙山别墅区的一栋住宅,在那里再次遭到强暴,整个过程持续了四五个小时,返回市区已是晚上九点多,唐小军要请我吃麦当劳,我拒绝了。
似脑子里卡了带,这一段我反复读了也不知多少遍,任务栏的QQ警报般“嘀嘀”个不停,直到一个摩托罗拉广告跳出来,我才吸吸鼻子,咬了咬上嘴唇,幻觉却并未因疼痛而消失——可如果这不是幻觉,又是什么呢?
举报信写于十九号还是二十号我记不清了,落款是“个可怜的受害者”,诉求很明确,“严惩罪犯,寻求公正”,申诉对象大概是公安部、最高检以及扫黑除恶专案组的领导之类的。
不出所料,帖子很快就被删掉,到二十六号凌晨任何关于此贴的信息已基本在网上销声匿迹。
它仿佛一块沉入湖底的石头,除了我这个在浑浑噩噩中上下起伏的涟漪,什么也没留下。
打了大半宿的冰封王座,连QQ都没怎么上,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曾经火爆的游戏已经没几个人玩了。
在洋铁皮棚下吃早餐时,鼻血毫无征兆地淌了一桌子,真的是“淌”,自来水一样,周遭惊愕的眼神总算让我咂摸到了那么一丝快乐。
我不知道总共有多少人看过那个帖子,不知道所谓的举报信是否真的出自陈瑶之手,更不知道有多少认识她的人知道了这件事。
有时候走在路上,甚至在宿舍里,我都越发觉得不时有迥异的目光飘来荡去,虽然自始至终没人说过什么。
其实除了上课、打球、玩游戏,我跟系里的绝大部分人并不怎么打交道,但对陈瑶他们还是很熟悉(特别是班里的女同学),平常也没少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