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脸圆圆的学姐跟着笑了,我记得她姓郭。郭学姐笑着对旁边的一个高个子学长说:“看来咱们办公室要多一个小师弟了,什么时候举办个欢迎会,大伙儿热闹热闹。”
“goodidea!”高个子的刘学长夸张的鼓起掌来,大步走过来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师弟加油哦!本科生直博进咱教授组里,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师兄看好你哟!来来来,先来参观一下你未来的实验室吧。”
热情的三位学长还真把我拉去了他们的实验室。赵学姐告诉我说,他们这半年没少听教授提起我,因此专门去学生系统查了我的资料。我呆板的证件照让他们有点儿失望,他们原以为老师主动招徕的的狂跳。要过很久,突如其来的悸动才会平息,但之后是长时间的回味,心里像离离原上的草,绒绒的痒痒的,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好受,又难受,莫名的心烦。
也许是因为这心烦,我有几次无意间就走到了办公楼的顶层,电梯门打开的瞬间才意识到今天没有组会。然而跨出去的脚步怎么也不肯听劝的收回去,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路过办公室的门口。如果够幸运的话能听到里面传来熟悉的语声,更多的时候只能在打开的门内看到会客厅里姚助理的侧影。
其实十有八九的失望是必然的,因为老师的日程很满。教课、行政和研究生的讨论会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一两月之中总会需要出差访问几次,平常也会有一些诸如访谈、演讲、交流会等的外事活动。大部分的周末也安排得很紧凑,周六给了组里的博士生,每个人都会被分配到一小段时间在他的办公室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周日则是他的私人时间,用于深入的思考和写作。他只有周日不来办公室。他的公寓离学校步行不要十分钟,据说那里的电梯需要刷卡进入,是个能够让人放心著书立说的大隐之所。
暑假过后,老师让我去旁听他给研究生开的一门课,他希望我在大四的下学期就草拟出一份博士标准的开题提案,以便在毕业季前就破格录取我,并且为我申请非助教的特殊津贴。
因为要开题的缘故,我也进入了组会报告的名单。可能是之前对大家的报告提了太多的被老师认可的“好问题”和“好想法”,现在,我自然而然的成了“众矢之的”,被所有人慷慨的“投桃报李”。
只要我一开口,所有人看过来的目光都会带着一种混杂着“万分期待想被惊艳”和“到底有什么这么牛准备挑刺”的情绪,几乎对我的每一句话都会用对待未解的命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真听,然后在脑袋里反复琢磨,努力求索。
在这样被重点照顾之下,每一位学长问出来的问题都是直击要害,见血封喉,提出来的建议都有理有据,中肯详实,经常让我汗流浃背,自叹弗如。
如此木人巷一般的高手历练中,我加倍努力的学习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阅读所有能够找到的相关资料,简直比高考时还要拼。
然而,即便如此,我的提案进行得还是不顺利。虽然在组会上的报告已经没有人能够提出有实质影响的问题或更好的改良建议,但我的初稿仍然无法达到申请老师博士的提案标准,因而一连三次都被老师的红笔批注行了凌迟之刑。
郭学姐用同情的口吻对我说,你选的方向我们都想过,如果能突破,随便几篇论文就毕业了,可是哪那么容易?四年的时间根本不够从牛角尖里钻出来的。她言下之意是让我趁还没开题及早放弃,这是真正的好意,我听得出来,但是却没听,用了一个学期都在组会上报告了这个自己一早就认定的课题。
年后的一个周六,老师跟最后一个博士生开会到将近八点。他关上办公室的门出来的时候,我靠着墙壁站在办公室外,沉默的等待着。
我没有预约,照规矩是不应该这样不请自来的。然而老师看到我时并没有显出惊讶。我最近在组会报告中的表现很糟糕,大概足以让他可以预见到我的这个冒昧之举。
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仍像对所有来请教或提问的人一样,温和的对我说:“我给你十分钟。”说完就取出钥匙重新开了门,走回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