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又年没说话。
昭夕嘲讽地说:“可是警察来了,就只会问,发生什么事了?那位父亲的台词也是亘古不变——小孩不听话,教育一下。”
“警察只能劝他,打孩子是不对的,教育不能采用暴力的方式。就算她哭着说父亲是酒鬼,常常打她,警察又能干什么呢?”
昭夕抬眼望着他,轻声重复:“面对家暴,警察到底能干什么呢?”
昭夕,你太悲观了——程又年没能说出口。
无数的社会新闻都在重复着这样的故事,茶余饭后,人们对待家庭暴力司空见惯。
也许会在公众平台猛烈抨击这样的行为,口口声声说施暴者不配为人,可键盘之后,隔着电子屏幕,人们说过就忘了,到底无能为力。
昭夕一口气问了很多——
除了警察教育,到底有谁能阻止家庭暴力?
很多人提议把施暴者拘留起来,打一次人拘留一次,迟早会改。
那么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施暴的父亲丢了饭碗,家中的小姑娘又该谁来抚养?
警察吗?
还是发展中国家尚不健全的福利机构?
人们除了同情,除了隔着屏幕口诛笔伐,还能做些什么?
老师同学,社区邻居,劝导无效,心有余而力不足,难道要众筹抚养受害者吗?
就算善良人居多,一个孩子他们帮了,可同样备受煎熬的无数孩子们,他们都能帮吗?
末了,是第二个初衷。
关于所谓的价值。
“当一个曾经的受害者,如今以工程师的身份站在领奖台上,功成名就时,人们期望听到些什么,看到些什么。”
昭夕慢慢地,用力地回忆着《江城暮春》里,那位工程师说过的话。
她说:
“人都是健忘的。痛苦的回忆,令人不快的经历,他们总会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人人都爱说:没事了,苦尽甘来了,你成功了,不愉快的都留在过去吧。”
“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办法把它们留在过去。”
“那时候我在想,电影的结尾处,如果我是台下的观众之一,我愿意听到什么。”
“我大概想听工程师说,不管这条路有多辛苦,因为梦想,他始终坚定地爬过了高山,越过了低谷,一往无前。”
这样,故事才显得圆满。
父母才更有励志的材料教育子女用功读书。
社会也就不用背负沉重的压力,直面他们对家暴这件事无能为力的事实。毕竟他们也能理直气壮地说:他最后不是成功了吗?
那么,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昔日的少年就真的成功了吗?
有谁关心过他是否走出了阴影。
有谁在意过成为工程师到底是不是他的梦想。
是从什么时期起,功名利禄成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判断标准?
昭夕一口气说了很多,像个热血少年,慷慨激昂到最后,才发觉车里静静的,就只有她一个人像个女战士一样,发表所谓的自由宣言。
“……”
她面上微红,有些发烫,停下了慷慨陈词。
程又年:“怎么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