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着打破僵局,我清清嗓子,指着他的脑袋,艰难笑笑,“头发剪得挺精神。”
因为入狱要求,他的头发被剪得贴近头皮,圆圆的一颗脑袋暴露在空气中。又庆幸自己不是在拘留所里和他见面,如果看到他身上穿着和黄键一样的黄马褂,我估计会疯掉。
他疲惫的笑了笑,挪动着自己的身体,我一急,上前把他按住,“别动!”
“没事儿”他用气音回答我,这显然已经是他身上所有的力气了,“我想靠一靠。”
我上前搀着他坐起来,在他背上垫了个枕头。这个过程很艰难,我甚至能感觉到某一处用力多了一点他紊乱的呼吸以及暴起的青筋。
“疼吗?”我问他。
他看着我的眼睛,笑了笑,“不疼。”他盯着我的脖子,那上面的疤痕早已消失,以至于直到他脱口,我才明白在找什么。
“你疼吗?”
我摸着裸露在外的脖颈,帮他掖好被子,“不疼。”掖完发现上面的人许久没出声,抬起头,就看到了一双写满疼惜和歉意的眼睛。
毫无来由,我心底一酸,怕他看到,我别过头去,悄悄擦掉眼底的湿润。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力气抓住了我的手,逼迫我看他。
“真的不疼”我强调着,“当时天那么冷,我还没感觉到疼就已经治好了。”
“……怪我吗?”
“怪过。”
“现在为什么不怪了?”
为什么不怪了呢?是因为没有立场吗,还是因为……接下来不再交集的人生,为此觉得没有必要。我也不知道。
“你没错。”
是的。他没错。
挣扎了这么多年,我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我耗费了太多的时间来证明,我和他不一样,一如他当初拼劲全力证明自己和父亲不一样,但有些东西,潜移默化刻进了骨子里。我们想要保持初心的前提条件有很多,外在条件也有很多,黄键这样的因素,是我们都没办法预测,也没办法应对的。
在商言商,没有什么对错。
时隔多年,我终于明白了,也懂得了。
在我的答应脱口的瞬间,师父紧闭着双眼,似乎在隐忍着什么,亦似乎,在逃避着什么。
讲故事者的唯一责任只是讲好一个故事。但是讲者无心,听者有意。所以有了电影分级,有了电影审查。我们既已成为这个世间的一份子,就有责任按照世间的规则存活。这是责任,也是义务。在这个层面上,没有自由。
电影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
“我多么希望,你可以永远不用明白这些。”
“不可能的”我坚定的看着他,“只要我成长一天,迟早都要知道这些规则。您给我的庇护已经太多了”
多到,光用前10年的经验,就能够让我在这一场盛大的阴谋战中完好无损。
老一辈的人总说,他们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还多。
以前我总是讨厌被长辈用过来人的语气加以劝诫,但自从干爹无论如何都坚决不允许我和一郎共同合伙,我似乎明白了这些道理。
师父与程大哥从小一起长大,家族牵连甚深,情同手足。即使如此,他依旧早早劝诫我要离程宥宵远一些,可他自己呢。在这场商业的战争中,过早亮出了底牌,被程大哥制衡左右,最后甚至需要站出来为他的私生子接盘,为自己的人生划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耻辱婚姻。
师父得到了什么,奔着初心前进的“九听”全盘皆输,一个原本扛着摄像机战斗在拍摄一线的影视人才退居幕后,开始做营销,原本用来制衡刘制片的筹码变成了烫手山芋,还因此遭到了牢狱之灾,就连苦心栽培的我……
“恨我吗?”
我一怔,久久不能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
“不会。永远不会。”
“因为我救过你?”
“不止是这个。”
他目光灼灼,看起来十分期待我的答案。
“您还记得我在柏林领奖的时候说的致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