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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0章 封禅廿九心学问题(第1页)

且让我们看看这道圣旨究竟说了啥——字面上的,以及台面下的。

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取士,表章宋儒。——皇帝提到祖宗在建立教育制度时,尊崇孔子的教诲;在选拔官员时,则是推崇宋代理学。

近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扫灭是非,荡弃行简,复安得忠孝节义之士为朝廷用?——皇帝批评现在有些读书人不仅诋毁宋儒,甚至开始诽谤孔子,混淆是非,摒弃了简单明了且行之有效的道德规范,并反问长此以往如何能培养出忠孝节义的人才为朝廷所用。

只缘主司误以怜才为心,曲牧好奇新进,以致如此。——皇帝认为,主考官出于对才华的偏爱,对新奇思想的好奇,导致了这种局面。

新进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举,岂得輙加取录,以误天下!——皇帝指出,对于尚未成熟的新进士人,应该加以正确的指导并等待他们思想成熟,而不是急于录取,以免误导天下。

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禆。——皇帝认为大臣们的奏章对天下的教育是有益处的。

还开列条款,务期必行。——皇帝要求大臣们制定具体的条款,并确保这些条款得到执行。

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皇帝认为佛教和道教是不同于儒家的修习方法,应该在山林中独自修习,而不应作为朝廷政策之导向。

有好尚者,任解官,自便去,勿与儒术并进,以混人心。——对于那些喜好佛教或道教的人,皇帝允许他们辞去官职,自行修习,但不允许这些修习方式与儒家学术混杂,以免混淆人心。

字面解读就是这些,看起来皇帝只是反对佛道思想进入朝廷行政体系,并未提及其他。但这种事居然闹到皇帝需要下旨申明,本来就已经说明问题之严峻了——哪里是佛老问题,分明是儒家内部出了毛病,开始佛老化了。

儒家作为一种明确的入世思想,怎么会佛老化呢?毫无疑问,刚才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是心学自身出现了佛老化倾向,继而导致以心学为基础的很多朝廷命官、士林学子的思想佛老化,最终影响朝廷整个行政体系都逐渐佛老化。

所以,皇帝圣旨一字未贬心学,而字字直指心学;一字未捧实学,而字字直夸实学。

这就让很多心学派官员心惊胆战了。不过,心学的问题确实越来越大,而且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这一点其实不劳实学派和传统理学派官员指摘,他们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高务实本人其实深知心学必然衰朽,不过他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能等心学自然衰朽,而是要从朝廷的高度来考虑,需要加速其衰朽的速度。

为什么呢?看看历史上心学的发展和衰微就知道。明代心学是由江门心学过渡到姚江心学,最后由阳明后学推向极致。江门心学因为前后宗旨不一,导致江门后学因流入姚江心学而衰落。

由于心学内部分化、不守师说、流于虚浮,又遭到官方打压、理学非难,再加上改朝换代等因素,最终心学为实学所替代。

明代中期之后心学大盛,成为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显学。用后世的观点来说,程朱理学作为官学,对当时人们的个性和思想产生了莫大的束缚。而心学尤其是阳明心学的产生,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在心学的催化作用下,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逐渐由保守走向追求个性独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发展,给有明一代的思想、学术、文艺以及社会生活带来了莫大活力,这是其积极的一面。

但同时,心学也使社会中产生了一股逃禅和清谈的风气,使人们流于虚浮而缺乏务实,这成为明末遗民反思明朝覆亡原因时的一个重要标靶。明代心学特别是王门后学的见解思想并不统一,彼此又相互问难,到明朝后期各种危机爆发时,姚江心学的衰落在所难免。究其原因,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大方面。

从内因上来说,心学有几大问题:

其一是内部分化。阳明辞世后,粗分为七派,思想主旨不统一,且相互之间多有攻讦发难,在未受外力冲击前,内部倒先分裂。

由于黄宗羲所划分的七派是根据地域划分的,所以七派中不同人物的主张又有不同,像浙中学派中王畿和钱德洪对王阳明的“四句教”就有四有、四无的大分歧。

二人在阳明生前就为此争论不休,而王畿、王艮的主张又倾向于禅化,自然又会受到像邹守益等恪守王学的批评。

其二是违反师说。除了邹守益代表的“主敬派”比较恪守阳明宗旨外,其他学派对王阳明的“致良知”、“格物”等概念几乎都进行了自己的诠解,所以才有了“虚无派”、“日用派”、“主静派”、“主事派”的区别。

这其中,改造特别过分的当属影响最大的“虚无派”和“日用派”。黄宗羲针对这两派做过专门批判:“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

可以说,阳明学说能够风行天下,“虚无派”和“日用派”的主张居功甚大,但是由于其改造过大,跻而为禅,也导致心学的本来面貌被掩盖。

说起来,当初王阳明本人可是专门批评过一些佛、老学说之中过于虚妄的说法的,不知道他泉下有知,是否会为后世门徒乱解其本说感到愤怒?

其三是流于空疏。原历史上的明末社会在危机四伏,经济衰退,战事频起,大厦将倾之际,社会呼唤的是能改革弊政、上马杀敌、整治社会的实干型人物,而王门后学大都流为虚浮的口上说教。

关于这点也很让人感慨,因为王阳明在世时对此就早有预感,其言:“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理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

真是不幸啊,先生竟一语成谶。

王学的命运不幸被其言中,在其去世后,王学也逐渐趋于空疏,不再作修持上的功夫,只是“想象”,也忘了乃师四平叛乱的壮举。

对于王学的空疏之风,顾炎武对此做了激烈批评:“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他将王阳明比作晋之王导、宋之王安石,认为明朝的灭亡,根子上就是王阳明所开启的“新说”导致的。

当然,将国家的覆亡归结为一百多年前的某个人,不免失之简单武断,但也从侧面说明阳明心学的流弊波及深远。

阳明心学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正如牟钟鉴所说:“阳明心学不是书斋哲学,不单纯是逻辑推演的产物,也是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痛苦体验后有深切解悟的产物。王学是生活和实践的哲学,这对于准确把握王学的内在精神十分必要。”

现在诸位当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何其伟大的论断和指路明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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