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1943年出生的陆桂枝觉得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
四岁时,母亲再嫁,她作为“拖油瓶”进了陆家。继父陆春林话很少,每天埋头做篾活,继爷爷与继奶奶对她爱理不理。
家里实在是太穷,多一张嘴就要多出一份口粮。红薯稀饭煮得光可照人,奶奶给陆桂枝装的那碗总是最稀的,碗底连一颗米都没有。
陆桂枝怕得要死。怕母亲嫌弃自己拖累,怕继父不愿意再供养自己,怕爷爷奶奶把自己赶出家门。所以她拼命干活,学会了察言观色,哪怕被打被骂都默默忍受着。
因为母亲教过她: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可有的时候,陆桂枝又觉得自己的童年是幸运的。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正赶上新中国解放,乡村小学不论男女都可以报名读书。徐云英不顾公婆的反对,坚决送她上了小学。
徐云英熬了一个晚上,将自己一条蓝布裤剪了,改成一个旧书包,将它挂在陆桂枝的身上,语气严肃而坚定:“好好读书,才有出路。”
陆桂枝将母亲的话牢牢记在心上,坐在透风的教室里,她比谁都专心、刻苦,成绩遥遥领先。
读书明理,陆桂枝感觉世界的大门在眼前打开。
童年在饥饿、贫困、忙碌中度过,转眼小学毕业。要不要继续读初中?陆家意见不一致。
爷爷、奶奶坚决不同意再供她读书,
一句话在嘴巴边上打滚,只是看她小脸皱巴巴,一幅可怜样儿,没忍心当面说出来——
“女孩子家家,又是个带来的,读什么读!浪费钱!”
终归还是在徐云英的坚持下,陆桂枝上了初中。
初中走读,每天去学校要走十六里路,从学校回家再走十六里路。穿鞋很费,鞋子是徐云英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布鞋,一个月就得换一双。为了省鞋,懂事的陆桂枝习惯了打赤脚,将布鞋小心地拎在手上,快到学校门口时擦干净脚穿鞋进学校。
每天早天还没亮,鸡叫头遍,陆桂枝就会从被窝里爬起来,披星戴月地往学校赶,风雨无阻。一路上,陆桂枝和同村的伙伴一起背课文、背单词、互相提问、复习功课。
初中期间,家里发生两件大事,陆桂枝差点辍学。
第一件事,堂爷爷陆昌寿跳起来分家。
陆春林的父亲陆昌福有个堂弟陆昌寿,两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由陆昌福抚养长大,陆昌寿父亲留下的八亩地、三间草房也由陆昌福使用,待陆昌寿成年之后再交回给他。
1948年土地改革时,原有的土地归属权发生变化,解放军驻村工作人员按照平均水平分配土地与房产,陆昌寿与陆昌福一起生活,达到平均水平,并没有多分财产。
陆昌寿刚满十八岁,大吵大闹强行要求分家,摔桌子打板凳,坚决要求按照十六年前的契约,收回父亲留
下的遗产。
两家各持己见,一个要按契约行事,一个要按土改政策执行,最后陆昌福让了步,一家人搬出草屋,重新盖新屋。另外在村子南边买了一亩多良田,花了一千斤水稻钱。
买房、买地的钱,对陆春林一家而言,是一笔巨款。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第二件事,二弟陆信华夭折、母亲生病。
陆春林一家人咬着牙齿过日子,吃饭只有稀的、没有干的,家里养了十几只母鸡,春夏每天下蛋四五个,全家都舍不得吃,拿出去卖钱攒钱。陆桂枝以及后面的弟妹度过一个长长的、饥饿的童年。
陆信华夭折,这事是全家人心中永远的痛。
心力交瘁之下,母亲徐云英病了。大腿长疮感染,难以下床。母亲是全家家务的顶梁柱,做饭、洗衣、喂鸡、喂猪、照顾孩子……她一躺下,家里像塌了天,乱了套。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眼睛不好,只能帮着喂鸡、喂猪,陆桂枝不得不停学,在家接过母亲的班,忙得团团转。
陆春林只知道做篾活,除此之外什么也不会,他每天守在徐云英的床头抹眼泪:“云英呐,你快点好起来吧,我们不能没有你啊。”
陆桂枝一夜之间便长大了。她心急火燎地背着还在吃奶的陆星华四处奔波。前后找了几个中、西医,内服外涂,可是不管事,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最后还是陆桂枝听人指点,跑
了十几里地找来一个西医,这个西医说,必须打青霉素。
那里,青霉素少见,很贵,一元钱一针,一针能换四十个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