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则是因为水灾过后,活下来的蠃、鳞、毛、羽、昆全部都跑到高地上去了,相互接触;死掉的东西在水上漂浮,聚尸成丘,腐烂爆炸。
所以瘟疫这几年在河南,是很常见的东西。
不论坏人还是好人建立的堡寨,都能形成一个共识:外来人,可能会传染瘟疫,也可能是官军或流贼的探子。
总之,把他们拦在堡寨之外,离近了强闯就用鸟枪打死、弓箭射死,最稳妥。
但张一川能收留他们。
别人害怕流寇、官军……张一川不怕。
流寇、官军这种东西,他撒泡尿照照就能见到。
张一川是陕西最强大的流寇首领之一,如今又领受了大元帅府的河南总兵官,在那些别人都害怕的东西里,他是最吓人的那个。
能让他忌惮三分的只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瘟疫而已。
这玩意儿确实让人恐惧,但是对常年流窜的张一川来说,也只是忌惮三分罢了。
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杀不死、防不住、躲不过,只能硬着头皮闯。
闯过瘟疫横行的地带,是他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得益于河南五营惯于农民军的组织形式,他能够尽可能地收拢、裹挟看见的所有溃兵、流民、土匪、强盗乃至老弱妇孺,并将之依照宗族、职业、地域等特点,快速编成一支新的流寇部队,协同行动。
农民军的组织形势也很严密,张一川做为首领,以河南五营为本部人马,随后下面随招随编,编出二三十个大队。
每个参将除了本部一个营,另负数个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的大队,以本部派出十几个老流寇为大管队,招募健壮之人发给弓马刀枪,组成各个大队的中坚力量。
大队下面再分出七八个小队,对遇上的各色人等加以裹挟,一切命令都听大管队的,而所有大管队都听本管参将的,而五个参将听张一川的。
所以这种指挥,并不会像刘承宗统率数万大军那样,撞上指挥能力的瓶颈。
因为张一川管的没有那么多,他既不需要管理驻地、也不需要管理兵粮,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后勤人员。
没人愿意停下来,停下来就是死,只能跟着大队行动,在豫西翻山越岭。
每一个层级的队伍,都只知道上级队伍的准确位置,每日早晚各派人报告一次,让走就走,让停就停。
走的时候只管行军,停的时候各个大队乃至各个小队各顾各的事,随处安营,打马草的打马草、该打粮的去打粮。
染病的人在各大队下面独自编出个小队,跟得上就走出一条生路,跟不上了就掉队、减员,躺在地上等死。
一时间五营参将标下,几十个大队漫山遍野排出方圆几十里地的宽度,整个队伍就如滚雪球一般地膨胀起来,呼啸掠过一个个郊野村落、山间堡寨。
他们经过的地方处处烽火,如同长了四脚的移动城寨,将那些曾经把他们拒之门外的堡寨攻陷,杀掠富户、裹挟贫户,继而赶往下一个县城。
能攻下城池,就攻。
攻不下来,则浅尝辄止,该撤就撤,继续走。
农民军组织形式的一大特性,就是必须流动。
人少的时候要走,在哪儿停下都不安全;人多的时候更要走,停下来人的心就散了。
攻不下城池要走,停下来没有粮食吃;攻下了城池更要走,因为一个地方的粮食不够他们吃。
当然路上张一川也没闲着,疯狂翻看大元帅的《救荒定疫书》,命军队沿途袭击堡寨、城池,着重搜寻医匠、药材,将感染瘟疫的农民军留在攻陷的堡寨里,留下医匠药物,教其自救。
至于进攻洛阳,则是因为福王海内巨富之名早就名传天下,张一川料想福藩惹得天妒人怨,攻打起来应该很容易。
张一川的部队先攻打河南府的永宁县,试图为攻打洛阳城筹集军资,并建立稳固的后方粮道,能够待瘟疫结束后与陕西的刘承宗寻求人才支援。
永宁城内有个致仕乡绅张论,尤其知兵。
此人在天启元年到四年间任四川巡按,其间爆发奢安之乱,他跟巡抚标营一起防守成都府城;崇祯二年任四川巡抚,以平叛功勋得了世袭锦衣卫指挥使的荫官。
他在城外修了几座城寨,安置了一批战伤残疾的巴蜀旧部老兵,在城外初闻贼至的消息,便将老兵收进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