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赚钱的公司,任你是金山银山的,也撑不了多久。政府可以投钱扶贫,但形成健康的产业扶贫,终究是离不开企业的。准确的说,是离不开能赚钱的企业的。
而嘉谷要赚钱,就必须有一批“听话”的合作社。
只有合作社听话了,嘉谷才能发挥规模化组织优势;也只有发挥规模化组织优势,嘉谷才能让农民能赚到钱的同时,嘉谷也能通过延伸产业链,慢慢收回沉没的成本。当这一切形成良性循环后,产业扶贫的意义才能体现。
最怕的就是嘉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算嘉谷还愿意合作,如果条件更苛刻了,也肯定不是啥好事。
齐政却是笑笑,道:“其实我并不担心的,我们的农民同胞也是在不断进步的。而且,我一向认为,只要我们嘉谷稳得住,慌的就不会是嘉谷。”
慌什么呀,哪怕情况还不甚明朗,从长远来看,到最后都是阳谋,也就是硬实力碾压计谋,努力碾压小聪明。
包括他在内的嘉谷人,也许并不够足智多谋,但论硬实力碾压,嘉谷人都是杠杠的。
……,!
尤其是想当合作社干部的人,要是做不到倒背如流,大伙儿唾沫星子啐他。”
想起嘉谷那厚厚的合同本,合作社候选干部们眼珠子都绿了,一脸苦色。
周围一阵笑声。
在笑声中,一位年轻的嘉谷员工走上台,用当地口音笑眯眯道:“大伙儿不用怕,也不用背诵任何条款。我们的目的,是让大伙儿知道加入合作社后,要遵守什么,又有什么保障……我举个实例,在江南省有个合作社,社长只想社员们听话,对社员参与合作社管理等法规内容,藏头藏尾,又或者根本不提。社员们不知道啊,后面被社长一挑拨,跟我们打起了官司……”
嘉谷人当然不会拿着厚厚一叠合同条款照本宣科,如果是照本宣科的话,现场100个人中,估计有101个人在打瞌睡。
他是采取以案说法、以事喻法、让农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法制教育的形式。
在齐政和关主任的围观下,本来很多漫不经心的农民,在嘉谷员工跌宕起伏的“讲故事”中,慢慢的也听得入迷了。
关主任低声惊叹:“我们的送法下乡活动,要是也有这个效果就好了。”
齐政笑而不语。
开玩笑,很多地方的送法下乡活动,不过是发几张普法资料,做几块展板,然后拍屁股走人,以走形式、搞“造势”为主,其效果可想而知了。
他在采访中说“反省”可不是说说而已的。嘉谷系合作社日后会在普法经费上给予保障,实现“法制教育”常态化,而针对农民们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往往会采取生动有趣的“寓教于乐”的形式。
事实证明,只要舍得投入资源,“普法”也能变得受欢迎。
当然,要改变他们的精神世界还需要很长时间。但有一些进步,总比没有进步要好得多。
齐政一行刚走近一点,很快又停下了脚步。
却是杨老爷子让出舞台后,正在会场边接受一名记者的采访。
隔着一段距离,就听到背对着他们的记者清晰的问到:“老大爷,您知道嘉谷现在正在与一些合作社在打官司吗?”
“我知道。”
“是嘉谷员工告诉您的吗?”
“不用他们告诉,我从新闻里也能看到。再说了,别看我老了,我也是会上网的。”杨老爷子哼哼道。
“呦,您老还挺时髦的。那您应该也知道,如果合作社一方败诉了,那些农民可能会被罚钱,甚至有可能坐牢,您老觉得他们值得同情吗?”
杨老爷子兀自摇头,道:“同情?不需要。如果那是我的后辈,不怕说,我恨不得打断他们的狗腿。”
老爷子的脾气很是火爆啊,记者显得更加振奋的道:“为何这么说呢?”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合作社是怎么搞的。农村的事情,外包赚地租不行,把农民晾到一边也不行,单纯搞单品输出更不行,唯有整体性计划,使农村各项资源、各种发展因素统筹起来,使其形成一个较为健全的内生动力系统,才是农业的根本出路!以前那是公社,因为种种缺陷,散了;现在则是合作社。”老大爷的声音听起来很洪亮,带着时代特有的振奋感。
“合作社主要是啥的合作?大家一般会说,是钱与人的合作。但这都是很表层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信用合作,是通过人与人的合作,来完成人与人更好的信任。”
老大爷停顿了一下,声音更加高昂起来:
“但那些王八羔子,为了多赚一点钱,完全打破了合作社的信用合作。没了信用合作,那还叫合作社吗?就算他们一时得逞了,丢了诚信,后面有的是坐在烂菜地里哭的时候。”
“嘉谷是个好公司啊。要知道,越穷的地方越是没钱,越是没钱越没有人愿意投钱。像我们这一带的普通百姓,哪个不渴望过上好生活?为了摆脱贫穷,他们能更吃苦,能付出更多的代价,但以前没钱没技术,这一路的艰难,是那些条件更好的地区的人们难以想像的。嘉谷不是带来了钱和技术,而是带来了摆脱贫穷的曙光。”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公司能像嘉谷一样,但就我所知,只有嘉谷愿意在穷苦的地方投钱改造。对于那些打官司的合作社,我不是说他们一生都不能脱离嘉谷,但起码在让嘉谷赚回投入的钱之前,他们不应该脱离嘉谷。因为那不仅是让嘉谷亏钱了,还可能是让另外一个地方无法看到曙光。”
老大爷的声音,渐渐的变的有些颤巍巍的,语调却是一样的激昂。
“其实,相比于违约的农民,你们更应该找出那些与嘉谷抢合作社的公司。没有前期投入,就心安理得摘桃子,估计也不是啥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