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别的事,确实没法喷。比如说,之前大顺真没有说,让陕西对松苏的丝绸增加100关税以保护陕西丝织业;也没有说,立法要求禁止人死了,必须要穿松苏产的棉布下葬……
是以,在大顺内部,准确来说,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是本身存在的。这玩意儿本来就是黑的,你难道去喷说这玩意儿不是黑的吗?
所以,这东西,在大顺的影响力,和在欧洲,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再换个说法。
比如说,法革的一项伟大成就,是在继承法上取消了摩西律,也即长子继承。这在欧洲,是要被惊呼为惊天创世之举的。
而在大顺的民间,这玩意儿,肯定当不起“惊天创世”这样伟大的称赞,因为这对老百姓来说,没啥惊奇的,反倒觉得这不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是以说,刘玉当年的一些言论,在欧洲启蒙运动这边,威望是很高的,很多人对于未来的希冀,至少在经济学上,是相信自然秩序会带来全人类的幸福的。
还有一点。
启蒙学者,基本都是脱产的。
既不种地。
也不纺织。
他们的感受,和底层的感受,是不同的。
这几个因素摆在这,无疑,使得刘玉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总的来说,还好。
当然,谁要是真敢把刘玉的灵柩拉到里昂去,那真的会被当地的纺织工人,开棺戮尸,挂在教堂上的。
而在印度。
尤其是在吉吉拉特、摩诃罗嵯这两个最早被西方殖民者渗透、统治、交易的地区。
只能说,刘玉的名声实在太臭。
这里不是说欧洲东印度公司就是好人、而大顺就是坏人。
而是说,在这之前,欧洲的所有的东印度公司,按照后世的标准,挂个“买办”的帽子,那是一点不冤的。
东印度公司是要花钱,在议会游说,大谈【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
这是大顺打一战,也即1760年之前的东西方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决定的。
包括说,当初刘玉改革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过:
大顺的手工业,和先发的工业资本,和东印度公司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大顺与荷兰合作的基础。
而真正的矛盾,在于两点:
其一,东西方贸易的转运利润,大顺的商业资本想要,而东印度公司不想给。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就只能打呗。
其二,欧洲的手工业、本国工业资本、圈地后搓羊毛的土地贵族,和大顺手工业、先发工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这个也是不可调和的,也只能打。
那你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棉布禁止令》的看法,觉得他们支持吗?他们怎么可能会支持?
但本国庞大的羊毛土地贵族、乡绅力量,人家也是有力量的。力量强大到很多年后,都工业革命了
,都有力量推出《谷物法》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一个连印度土地税还没收的、当时在印度被法国打的节节败退全面战略被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哪能推动撤销一系列的重商主义法桉?
再说了,反重商主义,得靠自由贸易。没有大义,做不成事。而东印度公司本身又是重商主义的受益者,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有利的“规矩”?
理解了大顺和欧洲的矛盾,和欧洲这些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可调和与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明白此时大顺在印度引起了巨大反弹。
既然谈矛盾。
那就好理解了。
松苏纺织业,和吉吉拉特纺织业,有没有矛盾?
这矛盾,是可调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