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辽分水岭以北,沃土万里,适合种大豆。而现在,苏北、日本、山东等,都急需大豆来肥田,急需利用光合作物把东北的磷氮钾等物质以大豆为媒介转移到苏北棉田、日本稻田、山东烟草田里。
大豆,肯定不乏销量、不缺市场。
问题是,松辽分水岭以北的沃土,白给钱、不征税、资本去吗?
假设在黑龙江畔种出来了黄豆,运到苏北,得多少运费?从黑龙江畔,运着黄豆,爬过松辽分水岭,再进入辽河水系,这期间的运费得多少钱?
大顺打个西域,从中原往西域运粮食,运费接近粮食原价的20倍。
没有辽河水系,连辽东的依托苏鲁市场的大豆产业其实都发展不起来。
就这么个现实,怎么引诱资本得利而去投资到“该投”的地方?
更别说扶桑了。
就现在这帆船,从威海起航,走最最成熟的马尼拉大帆船航线,跑个来回,指定得一年。
跑到扶桑种黄豆,用风帆船运回苏北一船也就装个1000来吨,一万来石,就算按8钱银子一石在苏北卖,这一船一共也就能卖个一万两白银。
来回一年多,水手吃喝拉撒、海浪风险,去吧去吧,能剩几个钱?有1000来吨的大帆船、有一年周转期的资本,用这钱不说去买地收租、去开当铺放贷,那我有这船有这资本我跑趟南洋、跑趟印度,也不止赚这点钱吧?
甚至说,我就吊毛不干,我把这一万两银子,投资国债,买战争债,赚多少钱?
我有病啊,在这个年月,跑到扶桑开农场,雇人移民过去,然后当农业资本家?合着我这是在这做慈善的?
刘钰此时在扶桑移民的逻辑,是“契约长工干七年,七年后买地花50两。只要扣除掉吃喝拉撒,再扣除掉七年给长工的50两买地白银的工资,其余的剩余价值,一顿挖金子,难道连这点剩余价值都榨不出来?”
跑去金州挖金子,要是七年契约长工,连百两的总价值都创造不出来,算个屁的“旧金山”啊?
是以,李欗的思路,就简单多了。
既然,问题是“有钱的不肯去、没钱的去不成”。
那么,我把“物流成本、运费”给降下来,这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
我修条从陕西到伊犁的铁路、我修条从河南到黑龙江的铁路、我弄个穿越太平洋只要一两个月的运输船队
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到伊犁的铁路一修,直接在伊犁河谷种棉花,在陕西干棉纺织厂,难道没有人愿意出钱去伊犁垦殖、种棉、雇佣失地流民去那边种棉花?
穿越松辽分水岭的铁路、或者是运河一修,直接在那边种黄豆,运输到营口,难道没人愿意出钱去那边垦殖、种黄豆、雇佣失地流民去种黄豆?
甚至说,拿三在论贫困的消灭里,提到的“农业产业军”的思路,不也一样可以用吗?
拿三的设想,是法国本土内有1亿5000万亩“荒地”、且是“有价值的、其产物可以参与市场流通”的荒地。
那么,法国就那么大,而大顺要大得多。
伴随着新的交通工具、基础建设的发展,是不可可以视作一种“缩地术”呢?
以铁路、火轮船,作为“缩地术”。
把拿三设想的条件,以“缩地术”的仙法加持后,把那种条件,平移到大顺身上呢?
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自由贸易一派,在与英国的重商主义派争论的时候。
一方面是欧洲的社会存在、海运条件,使得他们有些不甚在意运输成本的概念,至少没有着重考虑说起武大郎的相关笑话,难道还需要刻意强调武大郎的身高?这不是和太阳从东边升起一样,是个不需要考虑的条件吗?
另一方面,鉴于休谟等前期反自由贸易派提出的“东方手工业技术先进、和东方白银购买力更强”的问题,刻意回避了休谟的那个反问:若无大海做天然关税,自瑞典到西班牙,皆用中国货矣。直到有一天,欧洲的人均财富,和中国一样。
前者是不经意的忽视。
后者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必须要回避的。
哪怕是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也无解,给出的解决方式,是完全反无形之手的:一,中国应该让出航运业,让最赚钱的航运业由欧洲来干,而把资本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上二,英国来当东西方的贸易中间人,也即由英国来控制东西方贸易的航运。
这句话,即“让最赚钱的航运业由欧洲来干,而把资本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上”不是说不对。
而是在于,东西方贸易的利润和回报率是多少,你亚当斯密真不知道?既然谈无形之手,那么,这无形之手怎么就能让资本不往航运业东西方贸易上跑,而是跑去农业和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