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刘玉在松苏用的办法,是类似强制结汇、强制发行兑换券、禁止“外汇”直接进入内部的方式,控制着这些年流入的海量白银,逼着这些海量白银往东北、南洋、虾夷上跑,或者往工商业上投。
现在,老皇帝不认为这种手段,后人控得住。亦或者,这本身就有巨大的漏洞。
而且,又牵扯的大顺的货币改革。
总不能发行两套货币,一套内地的、一套沿海先发地区的……那成什么事了?
即便说后世有段时间,思想最混乱、先发地方和中央掰腕子最有力的的时候,广东自己发行了货币,也立刻就被叫停。
而大顺要搞货币改革,要维系统一、维系中央集权,或者说,维系这个国家本身,就绝对不可能发行两套货币。
一旦货币统一——在此之前,大顺的货币并未统一,以至于可能一省之内,同样的铜钱和白银的汇率,都有巨大的差异——那么如何控制货币涌向内地的耕地上,这就是个皇帝、无论是老皇帝,还是要上台的新皇帝,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能想到这一步,至少说明,这些年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改变了一些社会存在,也终于使得大顺朝廷对于货币的认识上升了一步。
所有人都清楚,若不用行政手段,货币肯定会往土地、当铺、高利贷上跑。
陕西商人、安徽商人、山西商人……之前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用实践来证明了这一点。
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导致湖北地区的种茶、种棉、种芝麻等操作,被太子的激进工商政策,直接搞出来了粮荒事件。
也让皇帝对于工商业发展的负面因素,充满了不安。
太子在湖北搞得那些东西,并不是说没办法解决。但这需要眼光、手腕、提前准备。
老皇帝的不安,源于湖北一事,看得出,太子就一中人之姿。
老皇帝相信,若是刘玉去湖北搞工商业,肯定不会搞出来粮荒的事,肯定会提前有所准备。
但问题是,继承者的手段,经此一事,纤毫毕现。中人之姿,只怕无法驾驭那些繁复的手段。
这才是老皇帝对工商业继续发展的负面因素充满不安的直接因素。
既然繁复的手段,只怕继承人无法驾驭。
那么,还不如直接筑一道新的行政命令的长城,隔开内外。
这,至少不是往回退。
而不往回退,一个原因是大顺现在的财政状况,已经和先发地区的工商业严重绑定。退,不是那么容易退的,即便退,也得需要长久的布局。
另一个原因……
则还是太子在湖北的激进改革。
连在湖北的工商业改革,都搞成这个样。你以为,往回退,那么简单呢?
就现在这个情况,往回退可是需要大手腕的,连个条件这么好的工商业发展都搞成这个鸟样,怎么可能会有往回退的手段呢?
与其让太子将来面对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甚至于一个“简单”的货币改革的后遗症问题,都手足无措、进退失据,最后要么激进、要么激进后吓得无比保守甚至反动,动来动去动成个王莽改制。
那还不如提前布局,至少能按照现在这一套,走成萧规曹随。
而这,恰恰就是刘玉认为,这可能是给野心家创造机会的前提。
因为这么搞,大量的货币等同于不是分散到全国,而是全都留下了两省;先发地区内部,也不可能避免廉价工业品的冲击;以及更不可能抑制土地兼并。
将会加速先发地区的矛盾,小农、小生产者的破产,会极端加速。
届时,资产阶级可能不得不选择一位能够“保护资本主义”的皇帝。
或者说,选择一位能够保护他们对外扩张利益、保护他们在先发地区兼并土地的权利、保护他们雇佣极为廉价的劳动力的权益的、能够掌控军队和组织一套政权体系和暴力工具的……新皇帝。
鉴于大顺的特殊情况,这位只能是新皇帝,而不能是护国公。并且肯定得姓李,最好以“清君侧”的方式直接轰入京城,尽可能保持稳定。
这位新皇帝,必须是传统的、符合传统的、至少得是有大顺的继承法理的传统。否则,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就不得不面对传统地区的小农,找出一位寄托了传统理想的皇帝、借助传统力量的官僚士绅,来对抗他们。
同时,这位新皇帝,又必须是激进的、变革的、至少得保护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至少,维护现有的一切、并且保证一个稳定的温室让他们继续成长、且能保证海外利益、甚至有能力指挥对外扩张和战争争取更多市场的。
简单来说,这位新皇帝,必须要披着传统的外衣,甚至祖先的尸骨,来维护新的秩序。
外姓护国公?先问问内地诸多省份的士绅、官僚、读书人,认不认。
传统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强大到没人会觉得,这些代表传统力量的人,就真么那么孱弱可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