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自正统时,就十分猖狂。当年,倭寇在浙江台州桃渚村,烧杀抢夺,无恶不作,甚至将婴儿束在竿上,用开水浇死,以此为乐。王守仁被贬至南边后,见此情形,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可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王圣人在兵法上的造诣再高,也不能凭自己单枪匹马去打倭寇。
南边海防废弛,士卒逃亡,战船锐减,早已成积重难返之势。要修战船,要雇佣士卒,这桩桩件件都要银两。可那时的朝廷,把目光集中在北边的强敌上,即便王守仁再三上奏,大家都心知肚明他的难处,可他最后所获的支持还是杯水车薪。
到头来,他还是只能靠自己来组织军队。他一面从所属各县的弩手、打手、机兵、捕快,挑选骁勇之人,另一面从卫所军官中挑选武艺出众、有实践经验者,加强训练,作为剿匪的主力军。朱厚照好歹给了他较强的自主权,让他至少能在抗倭事宜上不受钳制。于是,通过培养人才,厉行赏罚,整肃军纪,他终于渐渐建立起一支可靠的队伍。在倭寇上在他的辖区上岸抢夺时,他能通过指挥军队,予以有力的还击。
但倭寇之所以为祸一方,就在于他们来去如风,杀了就走,抢了就跑。明军的战船和炮火又不怎样,所以导致这仗就和打地鼠似的,这边打了下去,那么又冒起头,始终无法根除倭患。
这缺粮少船的窘境,在时春到来后,才稍稍得到了缓解。倒不是说众人多么钦佩她的功绩,而是她的到来,意味着皇上的态度,意味着皇上在解决了北部的强敌之后,又准备向南边的匪寇磨刀霍霍。更何况,时春来此,自然不能是个光杆司令。她的背后,站着一位手腕强硬的权臣。兵部、户部和御马监,三方不知磨了多久,才凑了一批火器和军饷。
这时,抗倭军队才能够较大规模地招募民船,组建舰队。可民船的军事装备,与倭寇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中、日、朝三地海上贸易航线中的巨额利润,吸引着大量的亡命之徒。而这些人靠着刀口舔血的无本买卖,获取了暴利。他们拿着钱,在佛朗机人的手中,获得了战船制造技术和大量的新式火器。
那么,这时的佛朗机人为什么要把火器卖给倭寇呢?原因就在于佛朗机为了东南亚有一个贸易点,占领了马六甲。而马六甲亡国之时,曾派人通告宗主国明廷。明廷彼时正为鞑靼所苦,当然是没有时间精力帮助马六甲复国,但好歹不能让这个打了自己小弟的洋番大剌剌地登上大明的土地。所以,佛朗机人的舰队,被禁止登上陆地。
眼看着这么大的贸易蛋糕就在嘴边,可他们就是吃不着。佛朗机人怎能甘心,他们既不愿意直接和明廷这个庞然大物撕破脸,又不想一无所获,所以选择了迂回行事。他们转而支持倭寇,向倭寇出售火器,来换来倭寇抢夺的财物。
东西方的火炮发展,在最开始时就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西方的火炮,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投石机的加强版,以摧毁城堡等空心结构的城防建筑。可东方的火炮,从一开始的发展目的就是为了打击蒙古,包括朱厚照在鞑靼草原上带去的一窝蜂、三眼铳和火箭等,都是追求轻便易携,火力集中。这种轻型的火器,来面对佛朗机人在海上的重炮,就变得不够看了。
所以,时春来后不久,就感觉到了一种窒息,这已经不是靠练兵就能解决的问题,技术上的差异犹如天堑,是她无论怎么练习武艺,都弥合不了的。她打算效仿月池在九边的做法,招募军匠来研究大炮。但大炮的制造,需要的经费可不是小数目。时春在月池身边这么多年,如何不知朝廷的作风,这笔银两向上要,是铁定要不下来的。
王守仁和她商议之后,将目光投到了福建、广东的富商巨贾身上。他们声称朝廷有意开放通商口岸,但是碍于倭寇作乱,所以一直不敢放松海禁,要是大家肯同舟共济,打退了倭寇,那么等通商口岸开放后,对大家而言都有天大的好处。
要知道,目前中土的白银产量已经降到每年只有区区四吨,经济越繁荣,反而导致的作为货币的白银更缺乏。而扶桑却将白银作为商品来出售。在明朝,一两白银大约值铜钱七百五十文,可在扶桑,一两白银却只要二百五十文。这其中存在的巨大的差价,人人都想将中土的丝绸、瓷器、香料运到扶桑,再用扶桑白银交换铜钱。可由于明廷的海禁政策,导致这样一块大肥肉,却只有少部分人能吃到。
如今的王守仁以左都御史的身份,总督两广兼巡抚,向这些大商人承诺,会给他们贸易乃至出海的机会。这谁听了能不心动。可空口无凭,-->>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