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在你们平海也干过两年公安,后来考了大学才走,之前还在哪儿当过兵。总之啊,这人不好弄。”
说这些话时,他坐在我对面长沙发的最右侧也就是以往母亲常坐的位置,父亲去了小礼庄,奶奶回了房间。
大量尼古丁拥堵在空气里,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家里这么痛快地抽烟,虽然生理上并没能体会到那种痛快。
对我这个师父,父亲非常满意——至少我搞不定的那些,矮子都搞定了——在他邀请下,前者到家里吃过两顿便饭,两次都是小舅主厨。
小舅的手艺严格上说还不错,从师父美滋滋地喝着茶可见一斑。
但我真不关心这位赵姓副组长是谁,我不明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明白说这些废话对案件有什么帮助。
终于不耐烦地,我打断他,问那到底该咋办。
他愣了愣,笑笑,让我不要急。
我以为他会说点什么,结果等了老半天,他只是叹了口气。
矮子毕竟有自己的事,总不能老跟你这儿耗着,断断续续地在平海待了三四天,二十六号上午他就回了平阳。
取保候审决定书却一直没下来,我无事可做,只能天天卧沙发上看电视。
有天下午,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张凤棠领着剧团几个人来了一趟家里,给奶奶提了点东西。
还没跟她婶长吁短叹地寒喧几句,她就捞捞我胳膊,问现在到底啥情况了,我姨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我从平阳请了位大律师。
老天在上,看着这一屋子半生不熟的人,我实在没有任何说话的欲望,就随口说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出来,“那敢情好啊。”
张凤棠说。
虽然紧跟着,她立马笑了笑,但某一刻打嗓子眼里溢出的那种尖酸,扑鼻的香水都难以遮掩,熏得我直发抖。
众人一阵尴尬,谁都没说出什么像样的话来。
奶奶想留他们吃饭,大家都婉拒了,说实在的,父亲不在家,就我们一老一少,自己吃口饭都困难,还想着留人吃饭?
张凤棠说晚上谁谁谁请客,有光不沾说不过去。
她嗓音高高的,像是又回到了戏台上。
在门口,他们跟奶奶说了好一会儿话,我坐着没动,更无意细听。
本以为人都走光了,不想关上门没多久。
张凤棠又拐了回来,她把我喊出去,让我别多想。
“想也没用,给你奶奶就拣好听的说,啊?”她努努嘴,半晌长吁了一口气。
取保候审申请书没能收到任何反馈,哪怕是负面的。
元月二十九号,拘留期限即将届满的前一天,师父突然打电话来,说母亲被批捕了。
逮捕罪名里拿去了骗取贷款罪,至于另两个罪名如何保留了下来,大概老天爷也会费解。
师父说现在没其他办法,只能一面继续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一面向公安厅和省高检申诉、控告,要实在不行,也只能等检察院审查起诉了。
“这是最坏的情况,”他说,“但是咱们并非完全没有把握。”
我能说点什么呢。
第二天老贺就往平海跑了一趟,事先没打任何招呼,母亲的事她当然一早就知道,还打电话来怪我认了师父就不要老师了。
只是具体她了解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这次到平海,按她的说法,是找找熟人、探探虚实,其他的她不愿说,我自然也不好问。
临走,贺芳叮嘱我照顾好奶奶,不要急,潜台词无非是急也没用。
半个月来一直情绪稳定的奶奶这时冷不丁地抹起眼来,浑浊的泪水渗进皱纹里,在灯光下闪着红光,让人没由来地想到夕阳西下的克拉玛依油田。
谁也没料到,在我们几乎要放弃的情况下,元月四号,也就是腊月二十六那天,检察机关毫无征兆地同意了取保候审。
这实在太过意外,连师父都一个劲地在电话那头“啊呀”个不停,跟犯了牙疼似的。
到二看接人是和父亲一块去的,在大门外足足等了仨钟头。
母亲还是那身黑色长羽绒,头发披散着,拎了个帆布背包,整个人无疑瘦了一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