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客运东站,我直奔市公安局。
好不容易找到刑侦大楼,被告知已下班,看看表,十二点不到。
午饭叫了碗面,拢共也没动几筷子,虽然早上只是喝了杯豆浆。
接下来的俩钟头都耗在行政新区的马路牙子上。
天气晴冷。
不多的几缕阳光从楼宇间挤出来,显得绵软无力。
预审大队在二楼,几个人懒洋洋地沐浴着暖气,说明了好几次来意,一个圆脸胖子总算抬起头来,让我提供下身份证明。
我说按法律规定如何如何,他说:“谁知道你是不是家属呢?”
没办法,我只好跑居委会开了个证明,父亲想一起来,被我拒绝了,我说没啥事,让他该干啥干啥去——是的,我是这么说的。
再赶过去圆脸已不在,只剩个老头,告诉我下班了。
我问拘留罪名是啥,他说他哪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就在门口等着,这次索性没人理了,坚决地晃悠了一上午,胖子不耐烦,让我上主楼找办公室去。
办公室让我找行政窗口。
行政窗口还不错,说给我打个电话问问。
有个十几秒她就挂了电话,说这事他们管不了,说的也不算。
“是那个案子吧?”
她问。
我不明白她什么意思。
她说这是大案、要案,公安厅亲自抓,我说公安厅也得按法律来啊,知不知道什么叫依法行政?
我绞尽脑汁地搜索着课本上那些吓死人的话,却连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笑。
几天里我往预审大队跑了十来次,最后说不给拘留通知书就向检察院控告,胖子骂骂咧咧的,一阵冷嘲热讽,我脑子一热,冲过去揪着衣领把他拽了起来,他僵了一下,很快就笑了,让我有种就打,那张珠圆玉润的脸在阳光抚摸下宛若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母亲是十四号中午被带走的,至于是拘传还是协助调查,没人知道。
剧团办公室被搜查了一通,据说除了电脑、账本,还搬走了几箱杂七杂八的文件。
当天下午,铁闸门就贴上了封条。
剧场也有人去,不过很快就出来,什么也没带走,事实上戏还接着演了两天,直到十六号早上才以存在重大消防隐患为由被执法局要求停业整顿。
艺术学校马上就要放假,母亲在那里有间办公室,但毕竟尚未正式招生,大概也就放了些教学相关的文件,有没有他们所需要的,我就不清楚了。
老师们担心的是,随着中小学生寒假来临,各种兴趣班还能不能继续搞下去。
这个说实话,已远超我所要操心的范畴,还是问老天爷比较好。
家里自然也不会放过,要不是奶奶以死相逼,书房那台电脑被薅走的就不光是个硬盘了。
母亲被带走时,父亲自然是在小礼庄——不是伺候猪就是倒饬鱼——接到消息就往公安局赶,待遇嘛,跟我也差不了多少。
一连两天都没得到任何正式回应,后来直接不让他进门了,十五号下午有个女的跟他说没啥事,就是调查调查,让他回去等结果,不想十七号早上再过去时就被告知人已经给拘留了。
我问父亲为啥不早告诉我,他说不想影响我考试,何况起初确实觉得不会有啥事。
除了捏紧拳头,我又能做点什么呢?
或者说,哪怕我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又能做点什么呢?
回想起来,从平阳到平海的路上,脑子都是懵的,而心脏剧烈跳动,像是被谁拧紧了发条。
控告和申诉都写了,前者交给了市检察院,后者寄到了省公安厅,结果都杳无音信,父亲表面上不动声色,但要说不急肯定是假的,短短几天内白头发都冒了一茬。
他想请律师,事实上我坐大巴赶回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已经咨询过了。
而我一再告诉他没啥事,别担心,我能搞定——是的,我是这么说的。
一如以往,父亲每天往猪场、鱼塘跑,前者有猪崽要照料,后者赶年关卖鱼,还真离不开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