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楼到大厅,有两个人比我起得还早。一个当然是老板,站在柜台后;另一个是刘湘,坐在电视前的沙发上。本想过去叫她一声,可是她还是那副重逢后我看得最多的表情,真应该在旁边树块牌子,写上“思考问题中,请勿打扰”。再想起昨天好几次都是我过去和她打招呼,她从没主动理我……算了,也别和她太亲近吧,不然就不只方擎岳一个人误会了。
我出了旅馆,拿着城市地图找公车,去医院探望杜公子。
总算没把自己丢了,却来得太早,还不到探视时间,只好坐在候诊的椅子上,看宣传大屏幕。翻来覆去演那几个短剧,指导如何就医的,有时插一些热门疾病的防治与诊断,相当无趣。只有一个段落看着亲切些,是本院的名医专访,受访的是个秃顶的老头,脑科专家。几个星期前,我在新闻里见过他,说他和同事们合作完成了一例极其成功的开颅手术,具有“使该领域的研究达到世界最尖端水平”的伟大意义。我一直不明白那些心脏和脑的手术,为什么每做完一次就要报道?难道每一次都那么不一样?唉,我也不懂。
思路从这里出发,我开始浮想联翩。第一个提倡开颅手术的,应该华佗吧,可惜被讳疾忌医的病人杀了。可见一定不要给掌握生杀大权的人看病。而曹操,按现在的话说,得的应该是脑瘤?
越想越远,已经不着边际的时候,护士说“行了,你可以进去了”,我这才收功。
单人病房里(反正医药费警察局报销),杜公子倚躺在床上。旁边站着一个护士,手脚麻利地把点滴针扎进他的手背,用胶布封个十字固定,态度可人地微笑:
“疼吗?”
杜公子当然是笑回去:
“不疼。”
护士说了句“就你一个说我扎得不疼”,高兴地走了。
她刚刚走远,杜公子忽然翻身趴在枕头上,左手微微颤抖。我听到沉重的深呼吸和咬牙切齿声。
“怎么了?”
枕头里传出的声音意味深长:
“疼呀……”
我幸灾乐祸:
“你不是说不疼吗?”
他直起身子,长叹一口气:
“不疼我转神经科了。”
我再笑一阵,标志着闲聊的结束。
谈到正题,我把案情的进展简略告知,并说目前还不能排除任何人。说到我怎么采取行动,在柜台磨磨蹭蹭,偷看登记簿时,我还怕他骂我胆小,没想到他大加赞赏,说怎么小心都是应该的,如果调查就要这么保守。但他又劝我还是别调查的好,就当来旅游一次也不错。我当然不肯罢休,却也讲不出什么实质的东西,只好分别评价每个人,以此说明我还是有收获。
老板没什么可说,典型生意人。
齐近礼这老头,从旁观者的角度说,很有意思。形象绝对鲜活,观赏起来乐趣无穷。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得是外人。如果和他是一家子,恐怕难以忍受了。
李敏贞这老太太,没有她老伴那样落伍,在时代上至少领先了十年,脾气也比较随和,没有那么执拗,行事相对变通。虽然他们这一对在各个方面都好像是老头占优势,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两个人在一起,谁才是掌握大局的那个。